老校余温

　　老校余温

　　黔北的春雾，总带着一种化不开的湿意，像一匹刚浸过春水的轻纱，柔柔的缠在起伏连绵的山梁上。雾气顺着山口漫开，渗进那扇懒洋洋的掉了几个滚轮的铁门里，慢慢轻轻地裹住空荡荡的校园。老杨梅虬曲的枝干上爆出紫红新芽，叶片边缘凝着晨露，在雾中闪着碎钻般的光；桂花树硕肥的树冠间满是深绿叶片，叶脉里积蓄着生长的力量；何首乌藤蔓顺着墙根蜿蜒，嫩红的卷须像小手般牢牢抓住砖缝，汁液在藤蔓里汩汩流动。校门口那排陶土盆栽更是热闹，天竺葵顶着半开的花苞，野兰垂着翡翠般的长叶，山茶花虽然将要残褪，仍在湿润的空气里倔强地展放着。这些蓬勃的生命背后，却反衬着一所百年老校新近的冷淡与忧伤。

　　这所即将撤点的学校，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校名和校牌，被时代的洪流猛烈冲刷，即将成为一个记忆的历史符号。那个曾经拥有500多个娃娃的促狭校园，老师们焦灼地忙去忙来的场景。如今只剩下一栋栋空落落的房舍和十几个留守家乡的稚童，像被春风遗忘在枝头的最后几枚花苞。上课铃依然按时响起，铃声在空荡的教学楼里撞来撞去，裹着乡村清澈的寂寥，衬着那一两声有气无力的“老师好”，如同在时光深处发出的一声声叹息。

　　老校长站在旗杆下，仰头看着那面依旧鲜艳的五星红旗。旗绳摩擦着滑轮，发出干涩的声响，像极了他膝盖里旧伤发作时的呻吟。这是他工作了30年的营地，也是他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的热土。他回溯半生工作历程，虽然算不上俊才，但当初也算得上科班出生的专任教师，他未曾把志向定格在远方，却执意留在这穷山沟书写儿童幻想诗。那时候，校园里有五六百个娃娃，跑起来地动山摇，读书声能盖过山涧的流水声和农家机器的轰鸣。如今，他每天的工作不再是抓教学、排课程，而是巡楼。他一层层走，一间间看，手指拂过冰凉的课桌，就像抚摸着自己即将远行的孩子。他知道，无论自己怎么不舍，撤点的文件已经在路上了，这所承载了他半生心血的老校，终将在余晖里谢幕。

　　“只要还有一个娃来，这旗就得升。”他一遍遍的默念着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这种坚定的节拍似乎已经不合时宜，但他知道这是对教育、对孩子、对时代的尊重和眷恋。

　　门卫王姐也是用尽每一分钟，给老校梳妆打扮，守住老校最后的尊严。几年前，王姐为了照顾家中年迈的父母，从城市回到乡村做起了宿管老师，后来又兼任门卫。哪怕现在几乎没人进出，她依然每天准时打开那扇吱吱嘎嘎的老旧伸缩门，就像守护着自己家的院门。她的那间小门房，是这所老校最暖的心脏。炉子上永远温着一锅蜜枣粥，或者是烤着几个玉米。孩子们冷了、饿了，第一反应不是找老师，而是往王阿姨那间热气腾腾的小屋钻。在这里，他们能找到被时光冲淡的烟火气，能感受到老校最后的温暖。

　　此刻，暖阳斜照，金色的光穿过王阿姨鬓角的白发，给她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晕。她正低头缝补着一个孩子扯破的衣角，针脚细密，就像她在这贫瘠岁月里织出的绵绵温情。上课铃骤响，十来个孩子一溜烟窜进教室，王姐也随即带上小撬小铲，同花和草们谈天说地。不信，你看校门口的那些茶花和兰草，正向外界骄傲儿自豪地展示着它们婀娜的舞姿。

　　二楼最大的两间教室里，年轻的老师们正在给仅剩的十来个学生上课。三年前，她们一行人背着行囊，坐着那趟摇摇晃晃的班车来到这里，背诵着贵州教师誓词，融入乡村教育的行列。她们像一道道闪亮的阳光，映入孩子们的心房。她们把英语课教得像话剧，把语文课变成了游乐园，把儿童节布置得像星光大道。哪怕台下只有几双眼睛，她们的声音依然清脆、饱满，充满激情，用自己的活力，为老校添上最后一笔绚烂的色彩。

　　“同学们，我们看这个词——‘Hope’。”安老师的板书娟秀有力，粉笔灰在斜射的光柱里飞舞，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，在老校的教室里闪烁着微弱却执着的光。她转身时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，那是属于教育者特有的、滚烫的温度。这些年，她把孩子们教得甚至比城里孩子还要优秀。连续几年，她打破了乡村学校教学成绩登不了全县榜首的魔咒。

　　放学后，王老师陪着孩子们走出校门，看着那几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，沿着泥泞的山路往山下走，那份暖意瞬间在乡村的小路上流淌。

　　夜幕降临，王阿姨拉亮了门房的灯，紧接着，教室的灯也亮了，办公室的灯也亮了。在这黔北晚春的夜里，这所名不见经传的老校像一座孤岛，亮着最后几盏灯。灯光很暖，照在空荡荡的操场上，却照不尽漫山遍野的凉意。风更大了，吹乱了安老师的长发，也吹皱了老校长脸上的沟壑。

　　他们都在等，等这一个漫长的黄昏彻底过去，等那纸撤并的通知真正落下。而这所老校的余温，也将在他们的坚守里，定格成永恒的记忆，留在每一个曾在这里停留过的人的心中。

　　作者：廖光乾贵州省湄潭县人，小学教师，曾经在一些小型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