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泉媛
王泉媛
作者:林扬风
第一章禾水边的女娃
吉安府庐陵县,禾水河像一条疲倦的牛,绕着村庄慢慢地走。
1913年秋,王泉媛生在禾水边一个穷苦农家。父亲给她取名"泉媛"——泉,是水,是命;媛,是美,是盼。村里老人说,这女娃落地时不哭,睁着眼看屋梁,一看就是好半晌,接生婆倒慌了,拍了三下才听见哭声,细细的一缕,像新剥的笋。
她七岁那年,村里办起了夜校。教书的是个外乡来的年轻人,姓曾,瘦长脸,说话时眼睛亮得像点了灯。他教娃们认字,教到"人"字,说:"一撇一捺,相互撑着,才站得稳。"
小泉媛记住了这句话。她后来一辈子都在想:人这个字,谁撑着谁,谁又被谁撑着。
十三岁,她成了童养媳。夫家是邻村的富户,婆婆厉害,男人比她大八岁,病恹恹的。挨打受骂是常事。有一回,她挑水摔了跤,水泼了一路,婆婆拿着烧火棍追出来,她跑进祠堂,躲在祖宗牌位后头,抱着膝盖发抖。牌位上的名字密密麻麻,她一个也不认得,只觉得那些木头牌位冷冰冰的,像一排不出声的判官。
夜里她躺在柴房,听禾水河的水声,忽然想起曾先生说过的话:一撇一捺,相互撑着。
"谁来撑我呢?"她问黑暗。黑暗不答。
1930年,红军到了吉安。十六岁的王泉媛夜里翻过墙,跑到镇上,看见女兵们剪着短发,腰里扎着皮带,在台上唱歌。她站在人群最后,踮着脚,心口咚咚地跳,像有人在里头擂鼓。
散场后,她拦住一个女兵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:"我、我能跟你们走吗?"
女兵打量她:瘦,黑,眼睛却亮得逼人。
"你叫什么?"
"王泉媛。"
"多大了?"
"十六。"
女兵笑了,拉过她的手。那只手粗糙,温热,有劲。
"走吧。"
就这两个字。她后来常说,她这一辈子,是被这两个字领出来的。

第二章长征路上的新娘
中央红军长征,女战士们编在干部休养连。王泉媛背着一个背包、一支枪、两双草鞋,鞋是夜里自己打的,打得满手血泡。
翻雪山前,连长动员:"女同志,可以把东西交出来,组织上派人背。"
王泉媛摇头。她把背包带子勒紧了些,说:"我的东西,我自己背。"
旁边有人笑她逞强。她不理。她从小就知道,这个世道,谁的东西也靠不住,只有自己背自己的。
夹金山上,风雪像刀子。她看见一个战友坐下歇脚,再没去拉,那人就再没起来。雪把一切都盖得平平整整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她咬着牙往前走,心里数着数,一步,两步,一千步,一万步。
1935年,遵义会议后,部队到了贵州。经人介绍,她认识了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王首道。王首道是湖南人,说话带浓重的湘音,沉稳,不多言。两人见了几次面,谈的多是工作:筹粮、做群众工作、伤病员的安置。
婚事定得很简单。一间借来的民房,一张方桌,两碗野菜,几个同志作见证。蔡畅大姐送了她一床新的被面,红底,绣着鸳鸯。她抱着那床被面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硬是没掉下来。
新婚之夜,王首道从挎包里摸出一样东西:一把小手枪,擦得锃亮。
"我没有别的给你,"他说,"这个你带在身边。子弹省着用。"
她接过来,沉甸甸的。枪是冷的,她心里却是热的。
他们在一起的时间,加起来不过十几天。部队要分头行动,告别那天早晨,山上有雾。王首道走在前头,回过头看她一眼,说:"保重。"
她也说:"保重。"
两个字,又只有两个字。她站在路边,看他走进雾里,人影越来越小,最后只剩雾里一个模糊的点,然后,连点也没有了。
她不知道,这一别,是四十多年。

第三章河西的血色黄昏
1936年冬,西路军西渡黄河。
王泉媛时任妇女先锋团团长。全团一千三百多人,大多是二十上下的姑娘、媳妇。出发时风大,黄沙打在脸上生疼。她站在队前,高声说:"同志们,咱们妇女团,不是来陪衬的。枪在咱们手里,路在咱们脚下!"
梨园口一战,战况惨烈。马家军的骑兵潮水一样冲过来,马刀在夕阳下亮得像一片移动的闪电。妇女团的战士们依托土坎射击,子弹打光了,就拼刺刀;刺刀弯了,就抡枪托;枪托断了,就抓沙子迷敌人的眼。
团长王泉媛端着机枪扫射,胳膊中了一枪,血顺着袖子流,她把袖子一缠,接着打。
黄昏的时候,阵地守不住了。她下令分散突围。一千三百多人的队伍,最后收拢起来的,不足百人。
她带着残部在山里转了十几天。弹尽粮绝,喝雪水,吃草根。最后,在一个叫武威的地方,他们被围在了一座土围子里。
那是1937年初,天寒地冻。围子外,马家军喊话:"缴枪不杀!优待俘虏!"
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,脸蛋冻得通红,问她:"团长,咱们信吗?"
王泉媛看着她,很久没说话。
突围无望,弹药全无,伤员满营。天亮之前,她开了最后一次会。她说:"组织决定,化装隐蔽,保存力量。"她顿了顿,又说,"能活一个,是一个。活着,就有指望。"
她烧毁了文件,把那颗小手枪拆散,零件深深埋进土里——就是王首道送她的那把。埋的时候,她的手一直在抖。
她被捕了。

第四章囚笼里的灯
马步芳的监狱,暗得像地底。
王泉媛和几十个女战士关在一起。敌人知道她是团长,单独提审。皮鞭、烙铁、老虎凳。她昏过去几次,醒来还是那句话:"我就是个做饭的。"
她改了名字,对狱友说:"往后,咱们互不相识。"
她们真的互不相识了。同牢半年,没人再叫过她的名字。她们用眼神说话,用手势传消息,把稀得像镜子一样的菜汤省下来,喂给病重的姐妹。
有个夜晚,敌兵喝醉了,牢门没锁严。她和三个姐妹摸出去,翻过土墙,在戈壁滩上狂奔。身后枪声大作,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。她们跑散了。
她一个人走了八天八夜。鞋底磨穿了,就赤脚;脚底的血泡破了,就踩着血走。第八天,她爬到一个村庄,被一个老牧羊人救下。老人给她一碗羊奶,问她:"女娃,你是哪里人?"
她说不出话,眼泪掉进碗里。
养好伤,她化装成乞丐,一路往东讨饭。讨饭的碗是人家给的,她一路上把它当宝贝——有碗,就能讨饭;能讨饭,就能活;能活,就能找到部队。
一年过去了。她走到兰州,听说八路军办事处就在城里。她摸着黑找过去,敲开门,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下打量她:破衣烂衫,面黄肌瘦,满脚的血茧。
她说:"我是王泉媛,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,我要归队。"
那人翻出名册,查了很久,摇头:"名单上没有你。"
"我掉队了,我被俘过,我逃出来了!你们可以调查——"
"规定就是规定。"那人一脸为难,"没有名字,不能接收。"
她把讨饭的碗放在桌上,碗沿上还缺着一个口。
"那这个呢?"她声音很平,"这个能不能证明,我没有叛变?"
那天夜里,她被安置在办事处外间坐了一夜。天亮时,有人递给她两块银元,说:"同志,回家吧。"
她攥着那两块银元,站在兰州的街头。太阳升起来,照着满街的人和车,照着她的影子,瘦瘦的一条。
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

第五章二十五年的沉默
她回了江西吉安。
娘家早没人了,老屋塌了半边。她在村边搭了个窝棚,给人打短工,挑水、舂米、插秧。村里人只知道这是个"外面回来的苦命女人",不知道她扛过枪、打过仗、当过团长。
有人给她说媒,她摇头。后来媒人说得多了,她想起西路军覆灭的那片戈壁,想起狱中死去的姐妹,想起兰州城头那块"没有名字"的牌子,她心里像堵了一面墙。
"我嫁过人。"她说。
"男人呢?"
"死了。"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望着远处,"死在西北。"
1950年代,土改、合作社、大食堂,她都参加了。村里开忆苦思甜会,轮不到她发言;发军属光荣牌,没有她的份。她也不争。夜里在油灯下,她给村里的娃娃们讲古,讲花木兰,讲穆桂英,就是不讲她自己。
娃娃们问:"王婆婆,你年轻时候做过什么呀?"
她笑笑:"种过田。"
有一年,公社修水库,她第一个报名。放炮炸石头,她抢着点炮,跑得不比后生慢。有人笑:"这老太婆,命都不要了。"
她心里想:我的命,是戈壁滩上捡回来的,是姐妹们拿命换的。多干一点,就当替她们干了。
1969年,她救了一个落水的娃。娃的爹娘提着鸡蛋来谢,她收下了,转头把鸡蛋煮了,分给村里七个念不起书的娃娃。
"吃。"她说,"吃了长力气,长脑子,好念书。"
1979年,她已经六十六岁了。满头白发,腰也弯了,手上的茧子厚得像铠甲。
县民政局的干部下乡走访,在田埂上碰见她,随口问:"老人家,您以前是做什么的?"
她扶着锄头,看了那干部很久,说:"说出来,你信吗?"

第六章寻找王首道
1981年,有人从北京来,说是搞党史资料征集的。
王泉媛拿出了她珍藏的东西:一小片红绸,是当年妇女先锋团的袖标;一颗变形的子弹头,是从她胳膊里取出来的;还有一个缺口的粗瓷碗。
来访者把这些一一登记,忽然问:"您说的王首道同志……是不是现在全国政协的那位?"
她的锄头从手里掉了。
四十年了。她做梦都在想,他还在不在,还活着没有。兰州街头那人说"回家吧",她就真把"家"安在了禾水边;可心里那一小块地方,一直留着,谁也没进去过。
1982年,经组织调查核实,她的党籍恢复了。恢复党籍那天,她对着党旗鞠了三个躬,眼泪止不住。
"组织上错怪你了。"干部握着她的手说。
她摇头:"没怪。多少同志连命都没了,我这条命,组织总算替我作证了。"
也是在那一年,她去北京看病,辗转托人,给王首道捎去一封信。信写了撕,撕了写,最后只写了三行字:
"首道同志:我是泉媛。我还活着。见字如面。"
王首道收到信,手抖得拿不住纸。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。第二天,他回了一封信,信末写道:
"泉媛同志:四十七年音容杳杳,今知君健在,喜极而泣。保重,待相见。"
他们在北京见面了。四十七年。他老了,满头银发;她也老了,腰弯背驼。两人对坐着,半天说不出话。
最后王首道说:"泉媛,你吃苦了。"
她摇摇头,忽然笑了:"你也是。"
那顿饭,两个人都没怎么吃。走的时候,王首道送她到楼下,像四十七年前那个有雾的早晨一样,回头看她一眼。
这一次,他没有走进雾里。

第七章军功章与粗瓷碗
晚年的王泉媛住在吉安,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住房,落实了待遇。
老战友们陆续来看她。有人劝她:"你吃的苦、受的冤,往上反映反映,待遇可以再提一提。"
她摆手:"提什么?比一比死去的人,我知足了。"
她把那个缺口的粗瓷碗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来参观的年轻人问:"婆婆,这是文物吗?"
"是。"她说,"这是我的文物。"
她给部队、学校、机关做报告,讲西路军,讲妇女先锋团。讲一次哭一次。有一次讲到一个叫桂香的小战士——就是突围前问她"咱们信吗"的那个十六岁的姑娘——讲她在监狱里病死的那一夜,王泉媛泣不成声,台下的人也哭成一片。
散会后,一个女兵跑来,拉着她的手说:"婆婆,我十八岁了,我也是当兵的。"
王泉媛摸摸她的脸,说:"好,好。枪要擦好,鞋要结实,路要自己走。"
1996年,王首道病逝。她得到消息,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。第二天,她穿戴整齐,去北京参加了告别仪式,献了一个花圈,缎带上写:"战友王泉媛泣挽。"
回吉安的路上,她靠着车窗,看外面的田野向后跑。陪同的人听见她轻声说:"这一回,是真走了。"

第八章金婚的军装
2000年,王泉媛八十七岁。
她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合影:1994年,她和王首道在井冈山拍的。照片上两个人都老了,穿着老式的军装,肩并着肩。那张照片她自己取了个名字,叫"金婚"——其实哪有什么婚礼,那身军装,是她此生穿过最像嫁衣的衣服。
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脑子却清楚。有记者来采访,问她这一生,最难忘的是什么。
她说三件事。
"第一,是夹金山上,坐下去就没再起来的那些姐妹。人冻僵的时候,脸上是笑的。"
"第二,是兰州办事处那扇门。门关上了,可门里的人,也是按规矩办事,我不恨他。"
"第三……"
她停了很久。
"是1962年的一个夜里,我梦见那些牺牲的姐妹们,一排一排站着,浑身是血,都在问我:'泉媛,你找到组织了吗?'我说:'还没呢。'她们就一齐摇头。我急醒了,坐在床上哭。从那以后我天天念叨:要找着,一定要找着。"
记者问她:"那现在呢?梦里还问吗?"
她笑了,牙齿都掉了几颗。
"现在不了。现在她们来,都是笑着来的,坐一坐,就走。"

第九章禾水河知道
2009年4月,王泉媛在吉安病逝,享年九十六岁。
追悼会那天,来了很多人。有省里的干部,有部队的官兵,有她资助过的学生——那些学生如今也都老了,带着儿女、孙子来,白花献了满满一屋子。
灵堂正中,挂着她的遗像。遗像下面,摆着三样东西:那小片红绸袖标,那颗变了形的子弹头,还有那只有缺口的粗瓷碗。
她的骨灰,一部分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,一部分撒进了禾水河。
撒骨灰那天,没有风。禾水河缓缓地流,水面上落着几点白,打着旋,漂走了。
河边有人放风筝,是个女娃,跑起来辫子一甩一甩的。风筝是一只鹰,越飞越高。
村里如今的老人们还讲她的故事。讲的时候总要说到那个传说——其实算不算传说,谁也说不清了:王泉媛出生的那天夜里,接生婆看见屋梁上停着一只鸟,通红的羽毛,天亮才飞走。
这大约是后人添上去的。添得很好。
因为她这一生,本就托身于火。从禾水边那个睁眼看屋梁的女娃,到戈壁滩上埋枪的人,到兰州街头的乞丐,到白发苍苍的婆婆——一撇一捺,相互撑着,她撑住了自己,也替那些没能走到今天的姐妹,把"人"这个字,端端正正地写完。
禾水河知道。山知道。风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