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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凡走过——我的近九十年人生路

郑赞朴分享

  平凡走过

  ——我的近九十年人生路

  郑赞朴

  今日提笔,不为留名,只愿后来者从一介凡夫的脚印里,窥见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、强起来的轮廓。

  ——题记

  (作者近照)

  2026年,我虚岁九十。

  九十载春秋,行医、从政、执笔、做志愿者。旁人看,这是几段不同的营生;在我,只是一双泥脚,顺着时代的河床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

  写这些字时,窗外是江永的夜。手比不得从前快,一笔一画,倒像又走了一回山路。

  铁皮喇叭与一勺米

  我生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界牌乡水口营村,客家寒门。祖辈自江西挑着箩筐入湘南群山,世代靠苦力讨生活。父亲十二岁离家,放牛、做工、当兵,后在沱江老街租屋,磨豆腐、酿米酒,开一间小小的悦来客栈。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搬回老家。

  父母都不识字。可父亲心里有一杆秤。他常对母亲说:“不能让儿女跟着我们耍泥巴。”又告诫兄长:“沱江的石板不好踩,稍不留意就跌跤。”

  后来我走了许多路,才明白父亲说的“石板”,不只是沱江老街那一截。

  1949年秋,我虚岁十三,考入江华县中。没多久,停课。

  学校复课后,我住在异姓姑妈家。白日伏案苦读,夜里拎起铁皮喇叭,趴在南门口旧炮楼窗口,一字一句诵读新政文稿。

  寒暑假约上同学,编排小戏,走村串寨宣讲。一回,与同学回村里宣传,父亲笑哈哈,母亲没多言语,往锅里多添了一勺米。

  家中存粮寥寥,那勺米添下去,锅里的饭就稠了一分。那顿饭的稠,我记了一辈子。

  后来我当选少先队大队长,成为党的宣传员。县委的南下干部说,必须先是党员才够格,我是特例。

  少年心底,就此埋下一粒种子:跟着党,为百姓做事。

  求学之路满是荆棘。为凑学费,我独自跋涉百余里山路去大圩镇外婆家。途经勾挂岭,十余里羊肠小道,茅草杂树高过人头。刚解放,匪患未绝,我不敢四顾,只紧盯脚下。渴了便俯身饮山溪冷水,凉意直钻牙根。我蹲下身,捧起来喝,抬头时,看见自己模糊的倒影,一晃就散了。又幸而助学金相助,方才熬过难关。

  初中毕业,班主任史老师再三劝我读高中,我只得和盘托出家中窘境。老师长叹,不再多言。

  几番权衡,我报考湖南省第六卫生学校医士班——免学费、包食宿,尚有津贴。挑着被褥行囊,步行八十余里到道县,再搭烧木炭的客车去往零陵。客车上坡时喘如老牛,车厢里木炭烟气呛人。我倚着车窗,看群山缓缓后退。车过一处山坳,我回头望,来路已被山影吞没。

  彼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幕。我在颠簸的车厢里摇晃,不懂何为五年计划,只笃定:前头有路,便要走下去。

  马灯照见的生死

  1954年,我虚岁十八,正在衡阳第三人民医院实习,奉命奔赴西洞庭湖抢修工地,编入第十二医疗队,提前执起医生职责。新中国治理洞庭湖,工地上人山人海,号子震天,泥浆没过脚踝,烈日蒸腾,腥热的气息裹着每一个人。

  我那时还不会扎针,站在泥里,看老医生一针下去,病人的眉头松开。我手心全是汗。

  (作者在治湖工地留影)

  1955年卫校毕业,分配至江华县卫生院。入职第三天,紧急任务降临:连夜护送肝昏迷患者林某慎前往宁远县人民医院。彼时江华至宁远不通汽车,一百三十多里山道蜿蜒,荒无人烟的路段绵延数里。

  病人卧在竹椅改制的担架上,由壮汉轮流抬行。我与病人妻子各提一盏马灯,缓步穿行夜色。每隔一小时左右,便俯身查看病人体征。山间虫鸣如织,茅草被风拂动簌簌作响,抬担架的人呼吸粗重。马灯微光,仅能照亮脚下方寸路面,病人的面容在光影里忽明忽暗。我伸手搭脉,脉象微弱紊乱。后半夜,抬担架的换了两拨,双腿沉重如灌铅,困意袭来,便狠狠掐一把胳膊。心中唯有一个执念:绝不能让病人死在路途之上。直至天光破晓,方才平安抵达医院。

  那一百三十里,是我行医生涯的第一课:医生的两条腿,有时比药还管用。

  不久,我赴大路铺区卫生所任负责人。当地疟疾肆虐,百姓唤作“打摆子”,笃信是摆子鬼作祟,常请师公驱邪,闭门不出。

  我提着面条、鸡蛋,敲开村医亲戚的家门。木门只开一条缝隙,我将吃食递进去:“我不是来卖药,是来求您帮我开这扇门。”

  门开了,我慢慢讲明:疟疾由蚊虫传播,并无鬼神,服药打针便可痊愈。当天服药后的村民不再发病,消息传开,求医者络绎不绝。我与乡亲相约,春节后再来送药巩固。

  那扇门,不是被我推开的,是被“信”推开的。

  那些年月,乡间看病艰难。我能做的,便是多走几里山路,多敲几户柴门。有时赶路至天黑,借宿农家。清晨起身,灶上总留着一碗红薯稀饭,碗底卧着一枚荷包蛋——那是乡间待客的最高礼遇。

  我端着那碗稀饭,热气熏眼。荷包蛋圆圆的,像一小片太阳。

  1957年,断石桥村一产妇分娩,胎儿手臂先出,煎熬两日两夜,命悬一线。我忆起洞庭湖救灾时,以高丽参扶正固本的经验,请来老中医吕先生。实习时我曾协助碎颅手术,便将全部风险如实告知家属。征得同意后,我主刀、学姐配合,就地施术,辅以高丽参固本。

  手术之中,我时时留意产妇面色与呼吸。一个多时辰的紧张施救,产妇转危为安。抬眼望去,天边浮起淡淡的鱼肚白。

  后来我见过许多次天亮,都不如那一次。那是生命挣脱死神时,独有的颜色。

  三百元与一声同志

  1960年,在当时称“三反”的运动中,我无端被定为“贪污分子”。两项莫须有的罪证:一是我因病使用两百多元抗菌药物,被指侵占公家财物;二是一同事的工资单据附在支票存根,办案人未找到凭证,便认定是我冒领,合计三百余元。批斗会在9月22日,距长子满月,仅差三天。

  那三天,我夜夜睡不着。唯恐母亲目睹批斗场面,设法让她先回江华。

  母亲毫不知情,独自徒步八十多里山路。临行前她问我: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”我答,只是老家房屋要修缮。她望了我一眼,不再追问,系紧包袱,转身出门。我立在门口,看她走进巷子,拐过弯,身影消散在路的尽头。

  她没有再问。做母亲的,有时什么都知道,只是不说。

  批斗会开了一下午。我站在台上低头,看见自己脚上的鞋,鞋尖开了一道口子。口号声、念材料声在耳畔翻涌。满场众人,有人怒目而视,有人侧过脸去。所幸,我娘没有看见。

  我想,这鞋要是母亲在,一定会补。

  会后下放井边公社劳动。白天下地耕作,夜里腰背剧痛,染上水肿病。

  妻子在月子里整日以泪洗面。半月之后,她背着襁褓中的孩子,随大伯母步行十余里山路来探望。山路泥泞,她走得极慢,襁褓裹得严实。见到我,她解下孩子递到我的手中。孩子睡得沉,山风吹得脸颊通红。我接过,双手发抖——怕身上泥土蹭着他,又舍不得放下。孩子在梦中咂嘴,嘴角冒出细小水泡,我盯着那水泡破开,才敢吐出一口长气。

  相聚短暂,只得含泪别离。

  她走时,我送她到路口。她回头说:“你放心,我和孩子等你。”

  那夜躺在草铺上,我反复对自己说:要活下去,把事情说清楚。草铺硬,月光从瓦缝里漏下来,一条一条。我睁着眼,数那些月光,数到天亮。一纸一纸的申诉,不知写了多少遍。后经组织核查纠正,我重回岗位。

  1966年“文革”初起,大字报铺天盖地。平日爱写文字的我,成了靶子。工作组抄走全部文稿笔记,断章取义,摘抄的诗词俗语竟成了“反党罪证”,扣上“反党分子”的帽子。

  形势突变。我手中虽有中央、国务院处理“文革”案件的接待室的有关批示,基层却未能及时知悉。为安全,我与妻子带着年幼儿女,连夜出逃。八十里山路,孩童举步维艰,幸得司机杨师傅相助,抵达周棠村。辗转广西栗木锡矿、灌阳,雇人挑着两个孩子赶路,夜宿农家,稍有响动便骤然惊醒。几经辗转挤上路经全州开往北京的列车。途中妻子胆管结石急性发作,剧痛蜷缩在座位,满头冷汗。两个孩子分立两侧,吓得不敢出声。我只能用拳头抵着她的后背,顶一阵,松一阵。

  夜里,我听着她的呼吸,一下一下,像拉风箱。我想,要是她有个好歹,这两个孩子怎么办。

  抵达北京,待洗浴房打烊,铺地被褥就地过夜。盘缠拮据,大人常以酱油泡饭果腹,省下吃食留给孩子。

  社会秩序渐稳,方敢返乡。

  1970年“一打三反”,有人翻出旧日黑材料,再度将我推上批斗台。轮到我妻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发言,她开口第一句便是“郑赞朴同志”。全场哗然,批斗草草收场。

  “同志”那两个字落进耳中,我的双手紧紧攥着,指节泛白。散会后,我走出会场,天正下着小雨。我仰起脸,让雨落在眼上。

  随后我前往五七干校劳动。干农活、挑粪、喷洒农药,草丛毒蛇出没,劳作间隙,哼唱曲调为自己壮胆。

  不久,随江永民兵团奔赴三线,参与湘黔、枝柳铁路建设,在团部宣传组采写新闻,主编小报《争朝夕》。

  蹲下来的平等

  1975年,我进驻上江圩公社龙田大队第四生产队。队长何某宝虽干练,但家中只有两个女儿,遇事不敢硬言。

  生产队常年“吃粮靠统销、用钱靠贷款”。我把预备给妻子做手术的钱,借给了队里。一年之后,队里不再靠贷款过年。用没开支的利息钱,买来一台收音机。

  收音机第一次响起的夜晚,队员们围坐小匣子旁听得入神。匣子放在一张矮桌上,谁也不说话。匣子里传出人声,有人下意识应了一声。何某宝感慨,这光景比过年还热闹。有人伸手轻触机壳,又猛地缩回手:“热的,热的。”

  我提议以泥土、稻草搭建“议事屋”。屋子不大,众人围坐,先唱一首歌,再商议队务、核算工分。歌声起来,先是稀稀拉拉,后来齐了。

  开会先唱歌的习俗,也一直延续下来。

  之后我回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上班。计划生育工作素称“天下第一难”。我到源口瑶族乡推行二孩间隔生育合同制,不搞强制结扎一刀切。短短十三天,一百二十三名育龄群众自愿落实节育手术,省里发文推广。

  又一年正月初五,我带着医生,背着被褥与手术器械奔赴兰溪瑶族乡。山路泥泞,步行反倒快过乘车。走到村口,我坐下来,用树枝刮鞋底的泥,刮了半天。进村先统一村两委思想,晚上放电影前,先给村民拜晚年,再宣讲政策,白日逐户登门沟通。

  香花井村村民何某华儿女双全,一早来找我。他蹲在门槛上,捏着一支未点燃的烟:“郑主任,不是不信你,只怕政策说得漂亮,过后无人管我们。”

  我蹲下身,与他平视:“你的顾虑在理,换作是我,也会担忧。往后我们坚持随访,若做得不到位,你尽可以来找我。”

  两个人蹲着说话,烟没点,话说完了。他放下心结,主动落实节育措施。

  还有一人睡上手术床又爬起来。五天后想通,跑了三个村子才追到流动的手术队做结扎。一月之内,全乡完成七十七例手术,县里来开现场会。

  蹲在门槛上同何某华说话的那一幕,我后来常想起。干部与群众,本就该这般——蹲下来,一般高。

  那个年代,计生干部常遭误解。我从帮扶失独、符合再生育家庭入手,邀省里专家来江永开展吻合手术。城下乡唐姓村民,结扎后痛失幼子,吻合术后妻子顺利再孕。小年当日,我与副县长登门道贺。唐家新贴了联,屋后新房刚上梁。女主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口,看见我们来,眼圈红了。一家人喜称添丁与盖新房是双喜临门。

  数年累计做吻合术近三百例。

  我为各乡镇计生专干配发药箱,让他们既能宣讲政策,亦可为群众送上处理小伤小病的成药。

  一支不偏的笔

  行医那些年,我一直记着乡间散落的土方草药。一根银针、一只火罐、一把草药,便能解百姓诸多病痛。1959年,我在北京全国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见到季德胜蛇药片,一位玩蛇人的祖传药方得以命名,回来便牵头整理《中医单方验方集》,又联合本地老中医汇编《江永临床经验方》。二十多位名老中医、草医献出百余验方。不少方子写在烟盒、旧账本上,或是口耳相传。烟盒纸粗糙,圆珠笔字迹洇开,需凑近方能辨认。

  我常常想,这些方子若再晚十年收,就真没了。烟盒纸上的字,再不描一遍,就认不出了。

  六十年代,我目睹用药不当酿成种种祸端,着手编写《常见病用药禁忌速查》。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张孝骞教授审读初稿后回信,赞“考虑十分周密”。那封信我收着,纸已发黄。2010年,此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。

  (张孝骞教授复信原文)

  1986年,历时一年多写就的《实用计划生育基础知识》完稿出版,被国家计生委列为乡镇计生专干培训教材,获省级社科成果三等奖。

  (湖南省委、省政府给作者的《实用计划生育基础知识》颁发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奖状)

  写书的日夜,如同灯下一粒一粒拣豆子。白日俗务缠身,唯有深夜方能落座,将政策、医学常识、基层疑问一一盘点。写完一页,纸边沾着煤油灯的黑烟,晨起时,连鼻孔都是黑的。煤油灯的烟,呛人。老伴在里屋咳嗽,我披衣进去,给她倒水,回来再写。

  1989年,调往复刊不久的零陵报社。初到之时,乡镇来稿稀少,文笔生涩。我耐心打磨基层通讯员稿件,开设乡镇专版,鼓励一线干部执笔。我的多篇稿件登上中央、省级媒体,《零陵开展为人民服务宗旨再教育》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头条。

  1996年,我与从事新闻工作的儿子合著《新闻写作角度纵横谈》出版。

  (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封面图)

  一支笔,青年写病历、拟公文,中年写新闻,晚年写科普。纸张更迭无数,心中的标尺,从未偏移。

  微光不熄

  退休后,我从永州市迁回江永县定居。安顿之后第一件事,便是注册成为志愿者。

  2014年冬,我虚岁七十八,读报得知重庆一名农民工的孩子身患软骨瘤,全身肿瘤上百个,家中积蓄耗尽。我连夜联络记者核实,又致电北京瑶医医院覃院长。电话那头片刻沉默,而后应允收治。那几秒沉默里,我攥着话筒,掌心潮湿。

  一月之后赴京探望。病房里,孩子躺在床上,瘦得像一片纸。我握他的手,他不敢动。经过治疗,孩子瘤体渐软,已能下地行走。2019年,孩子顺利升入中学。

  从医几十年,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:病在一个人身上,塌的是全家的天。一根线、一扇门的奔走,于我是举手之劳,于他们是一家人的活路。

  (学习强国、《中国志愿》杂志报道)

  此后几年,事情一件接着一件。夏层铺镇湖广界村的野生茶油滞销,我居中担保、发动儿孙代销,卖出四千余斤,价钱高出往年一半;清溪村两千多村民饮水告急,我虚岁八十四,沿三十多米高的护坡踏勘调研十小时,连夜写成报告送县委。后来水通了。

  自2017年起,为传播防癌知识,我走进江永各瑶寨,在火塘边、晒谷场与群众面对面讲,借北京、上海平台与观众隔空说。一场接一场,听众多达五万六千余人次。一位瑶族老人握着我的手:“您讲的比医生易懂,要是早十年听到就好了。”我写下《实用自我防癌指南》,拿出稿酬购书,赠予乡亲与各地图书馆;又创办“赞朴工作室”,注册“芳爱”公众号,编发电子刊物,组建起横跨十一省市的社群;向省建言,人民网给全国六人颁发征文奖,我有幸上榜。

  (国家图书馆收到《实用自我防癌指南》写的感谢信)

  (人民网颁发获奖证书)

  一个退休老者,靠着手机与微信,帮人售卖茶油、对接医院、科普防癌。手机屏幕小,字要放大才看得清。我戴上近视眼镜,一个键一个键地按。时代予我便利,我便以此便利旁人。

  这些年,也陆续得到一些专业上的鼓励。2019年,因在瑶医领域所做的一些工作,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瑶医药分会常务理事;2022年,获评全国首批“中国老年健康达人”。荣誉是鼓励,日子还是照旧过。

  与衰老对垒

  2023年,我虚岁八十七,两次感染新冠后,身体急转直下。从前晚饭后能与老伴散步两里,后来仅能在门口缓缓踱步;从前夜里想到文稿疏漏,起身修改方能安睡,后来需靠安眠药入眠。

  门口到巷子口,一百来步。我数着走,走完,歇一歇,再走回来。

  脑缺血、心脏神经官能症、骨关节退化又接踵而至。我曾陷入消沉,写下《诀别前的话》发给亲友,将珍藏多年的藏青色衬衫交给儿子。衬衫压在箱底多年,领子依旧硬挺。儿子接过,默然叠好收进柜中。

  衬衫我熨过。我想,人这一辈子,衣领要正。

  在家人与医生劝慰下,我学着接纳衰老,坚持治疗,手中的笔不曾放下。2025年1月,膀胱结石与前列腺增生同时发作,外孙女在南京联系医院,两种手术一次性完成。术后第七天,我写下《跨省敬老》赞扬医护人员。

  (作者在病床上边输氧、输液,边写作)

  常常天未亮便坐到桌前,眼干便滴眼药水,腰背僵便起身活动片刻。老伴看在眼里,默默将早饭热在锅中。掀开锅盖,热气扑面,她把碗推到我手边,一言不发。我端起碗,粥还烫,小口小口喝,像哄一个小孩。

  也是这双推碗的手,当年背着襁褓,走过十余里泥泞的山路。

  人到老来,这一场攻坚,只能自己咬牙扛着;扛得住一天,便往前走一天。

  从头越

  2026年1月5日,国家卫健委就我撰写的人口发展建言来电,通话两分五十九秒满是感谢与感动。

  两分五十九秒,我记着。放下电话,我在屋里站了一会儿。一介老人的心声,能被记下、被回应,是多么幸运。

  十八天后,1月23日,中央文明办公布2025年第四批“中国好人榜”,我入选助人为乐类别。消息传来,我怔了许久。脑海里浮现的并非荣光,而是走夜路救病人、搭“桥”、写科普、与瑶胞们面对面讲解的一帧帧旧画面。

  亲友劝我,年近九十,荣誉已至国家级,报道已上央媒,该歇一歇了。

  想起入党誓词,我只回三个字:从头越。

  一月,受聘北京瑶医医院公益形象大使。三月,读到一则报道:常州一男子驾三轮摩托,载七十八岁老母亲跨越四省一千三百公里来永州圆梦。我算了算,一天得走多少路,歇多少回。那老母亲坐在后头,风吹着,不知冷不冷。彼时我刚经历腹泻与感染,心绪难平,彻夜未眠,仅标题八易其稿,写成《一堂跨越四省的孝道课》。

  四月,江永一名恶性淋巴瘤患者化疗后持续高烧,带着生存“零希望”从省城归来,我邀县医院党委书记和疾控中心主任一同探望,建议远程会诊,送上防癌书籍。我宽慰他:“书先收下,不必急着读,知道有人牵挂你,便是力量。”

  六月,十四万字《安全高效用药指南》修订完成,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。九月,虚岁九十,依乡俗本该操办寿宴,我选择举办云寿宴。十月,赞扬市里电视朗读报纸文章的稿子刊发在《中国报业》。建议县里按质定价销售香柚的事,县里回信说“中肯,有前瞻性。”

  年近九十,我学着用论坛发帖,搭建公众号,借助AI绘图、制作视频。记者登门采访时,我正演示自制的AI视频,他感慨:“感觉您还年轻。”

  我说,不是年轻,是不服老。

  (中国文明网报道)

  昔日马灯微光,仅能照亮山间方寸小路;如今手机屏幕的光,可将健康知识传向远方。从听诊器、马灯、钢笔到屏幕,从蜿蜒山路到网络空间,我一生,始终走在跨界前行路上。马灯换成了屏幕,照亮的还是脚下的路。

  不少人到了八九十岁,多安享清闲。我不愿停步。学习新技术,不是追赶时髦,只为延续年少时的信念:不愿困守一方小天地,只要尚能出力,便要发光发热。

  结语

  回望近九十年人生,路在脚下,心向远方。只要尚能行动、尚能思考,我便继续前行,直至力有不逮。

  我这一生,不过是一个普通人,跟着国家,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回头望去,道路迂回曲折,但大方向不曾偏航。

  写到这里,夜更深了。笔还压在纸上游走,一笔一画,都是山路。

  这一生,我无非是在这四句话里,一日一日走过:

  “被需要时热乎乎,名利再大不在乎,奉献担当傻乎乎,老有所为乐乎乎。”

  这四句话,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。是母亲添的那勺米,是老伴推过来的碗,是我蹲在门槛上说的那些话,是一回回跑空了的腿,一点一点,攒出来的。

  (注:文中患者及部分当事人为化名。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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